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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播報

【漫話抗疫03】10天接種兒童1億人!見證戰勝疫情的最大優勢

2020-02-25 14:01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黃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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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之際,回顧歷史,無疑能使我們看清當下;普及常識,無疑能使我們增強信心。

我們能從中國百年防疫史中,得到什么啟示?中國面對傳染病時迎難而上的勇氣,得益于什么?我們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底氣和力量,來自何處?

今日,長安君與大家繼續分享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中國疫苗百年紀實》作者江永紅文章《信心,從新中國防疫史中來》的第三部分內容,一起探尋這背后的答案——

《信心,從新中國防疫史中來》

連載之三: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戰勝疫情的最大優勢

睜眼看一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一方有疫情,八方來支援。

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支援可謂山海不可狀其大,且不說所需物資要啥給啥,僅說醫療隊員,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著又有第二批、第三批……總數已超2萬名。在決戰階段,全國對湖北的支援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這是一個發明,是世界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一聲令下,軍隊就沖上防疫第一線?2003年戰非典,人民軍隊出動1000名醫務人員,承包了北京小湯山醫院。17年后的今天,人民軍隊出動4000余名醫務人員,接管了武漢火神山醫院。

這些,在全球都是獨一無二的,只能出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

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工作,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黨中央的決策變成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行動。像這樣集中統一指揮防疫是黨的好傳統。

一部新中國的防疫史昭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戰勝疫情的最大優勢。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爾鼠疫疫情。

接報當日,毛澤東主席親自給蘇聯斯大林發電報求援,責成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連夜開會,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由副總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員,統一指揮此次防疫戰。中央防疫委員會令東北人民政府將全東北的防疫隊伍全部開到察哈爾,令長春、大連、北京天壇三個生物制品研究所趕制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組織醫療隊前往察哈爾,令人民解放軍封鎖疫區,總之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統一行動,結果只用一個月零幾天便撲滅了此次鼠疫,僅死亡75人。

連共和國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使然。

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顧中國,但每次的結果卻不盡相同。

1917至1918年初,晉綏暴發鼠疫,綏遠地方官員竟煽動愚民殺害北京來的防疫隊員,大名鼎鼎的伍連德博士也險些葬身火海;而山西軍閥閻錫山更絕,根本不讓中央政府派來的防疫隊跨進一步。這次鼠疫歷時半年,最后是自然消亡的,死了1.6萬余人。

1920年10月,東北再次發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東兩省,雖然伍連德等防疫專家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央防疫處的專家俞樹棻甚至獻出了生命,但由于社會制度不給力,疫情仍然無法控制,最后流行了7個月,死亡9300余人。

新中國防疫體系的建立與毛澤東主席有直接關系。在察哈爾鼠疫被撲滅后,他對衛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狀況憂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必須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于是“預防為主”被作為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從1950年開始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廣免費接種卡介苗和免費種痘。


1951年召開的全國第一屆衛生防疫工作會議,提出衛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亂、天花等19種傳染病為重點,并制定了對上述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體辦法。

鑒于有些省、縣的黨政領導干部只把不餓死人當作是政府的責任,而對因不講衛生而病死人的情況重視不夠,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天災”這個帶傾向性的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九·九指示”,嚴厲批評這種傾向,要求“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督促下,在國家百廢待興、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1953年國家撥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專門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長春、蘭州、成都、武漢、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檢定所,并在縣以上行政單位建立了專事預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以后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縣建立了專門的防治站和??漆t院,如南方的血吸蟲防治站等,從此我國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規化、制度化軌道。

防疫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是一門科學,但從來不是一個純科學問題,它是科學,更是政治。

性質不同的政權,在疫情面前,可能說的話都是不錯的,但實際做法和結果是迥異的。遠的不說,只說被一些“民國粉”懷念不已的民國時期。1930年上海發生霍亂,許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個衛生衙門之間為經費相互扯皮,從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預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衛生部長不得不親自來上海開會協調,議定了“免費注射疫苗”等三項措施,可最后“卒以籌設不及未能實現,良可惜也”(見《上海市霍亂流行之報告》,載《衛生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11期)。1932年的長江流域霍亂流行的防治,是在媒體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聞,蔣介石都親自出馬了,結果僅在武漢、南京清理了尸體、注射了疫苗,最后還是死了約50萬人。

要控制和消滅一個傳染病,僅靠一個地方、一個部門是力不從心的,全國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統聯動才能達到目的。這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我國戰勝傳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結果。被排位頭號傳染病的鼠疫,在我國從肆行無忌到只有偶爾零星病例發生,馴服這個瘟神的辦法,除了接種疫苗等醫學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當數“滅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滅鼠。傳染媒介沒有了,鼠疫就沒有了。

這項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動,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如此強的動員力。

麻疹到20世紀90年代幾乎銷聲匿跡,但進入21世紀后,全世界包括歐美都出現了麻疹“返潮”,我國也連續幾年出現上升,于是政府果斷采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國統一開展了一次以8月齡至14周歲兒童為主要接種對象的強化免疫活動,10天之內接種兒童1億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

這么短的時間,這么大的范圍,接種這么多的兒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只有中國才能做到的。

我國最后一名脊髓灰質炎患者1994年9月出現在湖北省襄陽縣,從此再無本土野病毒感染脊灰的病例,標志著我國已消除了脊灰這一危害甚烈的傳染病。

2011年8月,輸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臨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和田地區。雖然只感染了一個人,但國家立即作出反應,決定在全疆進行突擊免疫,中國生物利用軍機將1000萬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個機場,當地疾控中心接著用冷藏車送到接種點,展開接種,把這次輸入性疫情撲滅在萌芽狀態。

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優勢不是吹的,而是實實在在擺在這兒。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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